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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动机

　　前不久，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子奈主持，国家赔偿法课题调研组公布的《<国家赔偿法>实施调研报告》全文发布，其中所暴露的有关国家赔偿法的问题触目惊心，再次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我们要问的是：国家赔偿标准经历十年风雨之后，是否应该与国民经济一样水涨船高？备受瞩目的精神损害赔偿为何迟迟不能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国家赔偿中侵权机关为什么能够"自己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怎样从制度上限制冤假错案的发生？国家赔偿法又该如何与时俱进，体现人权与宪政精神？

　　杨小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陈春龙：中国社科院法学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本报时事访谈员陈宝成北京报道

　　　　　　　　　　　　　国家赔偿法修改正当其时

　　新京报：国家赔偿法实施调研报告正式公布了，佘祥林申请国家赔偿的结果也出来了，这使得大家对国家赔偿法的关注达到一个高潮。那么，国家赔偿立法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陈春龙：国家赔偿诞生也就一百来年。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才开始重视国家赔偿制度。它们依法治国的历史很悠久，我国提出由人治向法治过渡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情；况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赔偿法是一部人权保障法，要保障人权，客观上需要一个国家的法治状态达到相当的程度，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要有一定的厚度。我国在这两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还是比较差。所以我国不少法律的制定与西方国家相比很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能尊重人权、制定国家赔偿法还是不简单的。

　　新京报：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标准是如何确定的？是否适应现在的发展要求？

　　陈春龙：应当承认，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比较窄，标准比较低。制定国家赔偿法草案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总体上当时有一个测算：按照1994年的标准，根据当时的司法水平，全国一年要赔的冤假错案金额大概为20个亿（事后证明这个测算很不准确）；当时国库用于国家赔偿的钱只能拿出两个亿来。这样，赔偿标准、赔偿范围等的确定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公检法人员的素质、执法的水平摆在那里，冤假错案的比例也摆在那里，所以要是赔20个亿的话，国库承受不了，法律强行制定出来执行不了也是白搭，所以赔偿标准也就比较低。但后来事实证明两个亿也没有赔上。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应该到修改国家赔偿法，提高赔偿数额、扩大赔偿范围、调整赔偿标准的时候了。时机应该说比10年前成熟得多了。

　　新京报：为什么有的案件，比如佘祥林案发生在国家赔偿法生效之前，事后被证明是错案，依然可以适用国家赔偿法？

　　杨小军：国家赔偿不是以案件发生的时间作为赔偿的时间起算点，而是以侵权机关确认侵权行为违法之日起开始算。有的案子虽然发生很久了，但法院宣告当事人无罪是在国家赔偿法生效以后。从那时候起两年内，被宣告无罪的公民都可以主张国家赔偿。所以跟哪一年颁布国家赔偿法没有关系。

　　　　　　　　　　　　　强人所难的确认程序

　　新京报：赔偿的前提是确认，申请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是否"违法"，要由实施侵害行为的行政、司法机关确认。

　　陈春龙：确认问题是国家赔偿面对的第一道难关，这道难关把很多受害人难倒了，也把办理赔偿案件的法院难住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将确认的权力交给实施侵害行为的行政、司法机关的上一级机关，即将管辖的级别提高一级。

　　杨小军：这套程序制度的设计忽略了侵权机关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悖行法律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弊端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不要它确认，干吗一定要让侵权机关来确认呢？让另外一个机关来确认不是更好吗？

　　新京报：这里的另外一个机关是指什么？

　　杨小军：法院。类似案件的国家赔偿，可以由更高一级法院来做，也可以搞异地审判。法院本身就在审案件，它为什么不能确认？第二，它要确认也行，它如果不确认或者不正确确认，不影响受害人继续诉讼，获得国家赔偿。这个制度目前至少有两点不合理：一个是非得要侵权机关确认侵权，第二是如果侵权机关不确认，受害人就没办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缺陷。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案就是根本不必要侵权机关来确认。

　　　　　　　　　　　　　精神损害应纳入国家赔偿

　　新京报：一个人被错误关押所造成的损失应该得到国家赔偿，如果他的家人、朋友为此四处奔走也造成了损失，该不该得到相应的赔偿？

　　杨小军：分两种情况，比如说在有的案子中，当事人的家人因此去世，应该予以赔偿；但是由谁来赔？由谁来请求赔偿？法律规定必须由有资格的人来充当国家赔偿的请求人，当事人作为死者的亲属，是可以提出国家赔偿请求的。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受到伤害的人还在世，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就不能由别人替他们来提出请求，而必须由受害者本人来提出请求。这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因本案被牵涉的所有人，如果有损害的话，在法律上都有资格依法提出国家赔偿请求。

　　新京报：民事侵权有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为什么国家赔偿中没有呢？

　　陈春龙：从法理上讲，不够公平。既然民事侵权都可以给当事人以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冤假错案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远甚于民事侵权，为什么不赔？这在法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这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我个人建议，最高法院可以借鉴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针对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做出专门规定。当然，最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做出立法解释。

　　新京报：如果有关部门给予当事人类似生活补助金这样的款项，是否含有精神抚慰的因素？

　　陈春龙：从普通人的角度，这样理解是可以的，反正实际上获得了比较大的数额。但从法律上讲，没有这个含义。赔偿就是赔偿，补偿就是补偿，不是同一个法律范畴。国家赔偿由民事赔偿演变而来，所以，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借用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我认为，与其通过这种方式给予所谓困难补助，不如通过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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